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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戈:曹德旺不会跑却戳中了中国实体经济痛点

作者:刘靖雯 时间:2016-12-30 点击数:


作者刘戈    时间:2016-12-26     来源:搜狐财经

著名的企业家曹德旺有关中美投资环境和投资成本的对比的一段话引发社会对中国税率和成本为问题的大讨论。一心向佛的曹德旺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随口而出的一番话,会被当做中国制造业被高税收、高负担“逼走”的有力证据。虽然老人家马上出来解释,事实上就在今年,福耀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也远远大于美国,福耀的主要市场和投资依然在中国,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

但似乎人们不在意他的解释,大家更愿意相信:看,这个老头害怕了。

围绕曹德旺的话,我认为有一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

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税负到底高不高?

曹德旺的现身说法是,以他的企业为例,中国的平均税负比美国高35%。但按照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在《环球时报》题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文章中的说法“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刘所长的说法基本属实,并暗示中美税收制度差异的天然合理性,但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的变化,而这些因素变化正在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首先,如果前几年说中国企业税负和美国比总体并不高有一定道理,现在还说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税负不高则完全是罔顾事实。这种变化来自于中国绝大部分产品的严重过剩。

举个例子。在中国,一件商品如果企业出厂定价100元,加上17%的增值税,那么售价为117元。如果物料等可抵扣增值税进项花费50元,人工等不可抵扣项花费27元。那么企业可获得毛利117-17-50-50*17%-27。

中国现行的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诞生于1994年1月1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开大幕两年来,在政府改革层面,营改增等政策已初见成效,但真正触及利益调整痛处又必须痛下决心的一块“硬骨头”仍在,这就是财税体制改革。

迄今为止,财税体制改革措施都是基于原有税收理念和税收体制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将间接增税为主向直接征税为主过渡,逐渐增加直接税比重的目标被无限期搁置。

其实,即使放在一、二年前,曹德旺在美国办厂也会被当做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攻城略地的成功典范,尤其在最发达国家的市场被地方政府如此敲锣打鼓的招商引资,是一件十分长脸的事情。用国家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来衡量,福耀玻璃这种产能过剩的企业“走出去”投资海外,属于国家的鼓励范围。

然而,随着近几个月来资本外流的不断加速和经营困难的企业增多,正常的对外投资也很容易被和资本外流搅合在一起。事实上,要分清哪些资金是出于企业主动走出去拓展业务,哪些资金是因为汇率和国内投资环境变化的资本外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按照曹德旺的说法,美国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2.57倍,比中国贵,但可以通过上自动化生产线减少人员。相比之下,其他没有那一项笔中国贵,中国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是美国的2.4倍,天然气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这些都是制造成本,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土地几乎不要钱,买厂房花了1500万美金,政府补贴了1600万元,就算是买土地,工业用地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每亩,不到中国县级开发区的十分之一,还是永久产权。

按照现行税制,企业一旦开始营业就面临税收问题。在一份《税收与企业成长性》报告中,按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占有税前利润的比例,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新三板中,企业综合税负达到138.89%,表明企业所缴的各项税费(按现金流计算实际发生)远高于企业的税前利润。另外从创业板来看,公司综合税负急剧上升,表明中小企业负担逐渐加重。

因此,现行税收体制对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机制,企业规模越小、企业建立时间越短,需要承担的间接税相对成本越高。这对民间创业无疑会起到阻碍作用。另外,对那些有志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来说,现有税制体系也可能处于“负激励”状态。企业为创新研发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很难在短期内产生利润,却一样需要缴纳流转税。而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中,企业只有获得利润才需要缴纳税收。

经济学界给企业“减税”的动议之所以无法大规模实施,根本原因在于,如果在现有税制下,没有建立起现代税收基础信息系统,很难增加更多的直接税收入。减税将直接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因此,启动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实行直接税有诸多好处。直接税更加符合税负公平和量能纳税的原则,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特殊的调节作用。直接税采用累进结构,根据企业利润和私人所得的多少决定其负担水平;同时,直接税采用累进税率,政府可以更精准的实现对创业的鼓励和对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扶持。如果能通过税制改善和降低税率、减轻中小企业税负痛苦,则可以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档期的背景下,保护和释放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和创新活力,使经济转型代价更小。

当然,转变税制,对税务主管部门和税务工作者是一个苦差事,但这一步改革事关经济转型成败,是一块无法也不应绕过的“硬骨头”。

从表象上看,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攀升,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过程正在发生。一些轻纺产品撤离中国的迹象十分明显,例如越南已经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过去的几十年,发达国家不断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先是轻纺工业、之后是电子工业、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美国尤其明显。但一场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醒过味来,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只靠服务业很难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吸引制造业回归成为新的国策。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反复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必须重振制造业,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同时日本也试图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现实的情况是,重振制造业对发达国家来说恐怕是覆水难收。中国已经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了极佳的位置,成为为全球制造业提供最理想环境的国家。在我主持过的一个制造业主题的论坛上,参加讨论的有来自中、美、德、日制造业世界四强的企业家。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将部分制造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打算,没有一个人举手。

我接下来的提问是在他们有没有计划在中国增加更多的投资,或者设置更多的工厂的打算。结果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他们当中既有生产多种机电产品的西门子公司、生产机械通用标准件轴承的美国铁姆肯公司、生产汽车喷漆和检测设备的德国杜尔公司、生产化工产品和材料的日本三菱化学公司,以及被吉利收购的沃尔沃汽车集团和典型的本土企业沈阳机床集团,涵盖范围非常广泛。都是典型的高端制造业公司。

统计数据也表明,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领域,所谓转移或者回流的趋势并不明显。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超过七成的在华美国企业仍将中国视为企业短期投资方面优先考虑的全球三大目的地之一;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制造业企业对中期有潜力业务发展所在国的选择,中国仍位于第一名;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亦显示,表示在中国有重大投资计划的受访欧盟企业数目在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固然是企业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在高端制造领域,这并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虽然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迅速,但综合来看,劳动力成本大体只占总产值的10%左右。于此同时中国的蓝领工人和工程师的性价比要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沃尔沃集团中国区总裁童志远认为,尤其是中国的工程师水平,如果跟德国、欧洲、美国比,优势明显。

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在制造业上有这么快的提升,一方像大家普遍看到的那样,中国有大量廉价的、敬业的蓝领工人。另外一方面,被长期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资源,这是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完全不具备的,这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非常重要的元素。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普遍推行苏联式的高等教育,开设了大量的工科院校,培养了大批机械、化工、电子等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在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所很难见到的。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授予的近一半大学第一学位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美国这一比例只有33%。全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大学第一学位授予总量约为640万,其中23.4%在中国、欧盟占12%、美国只占9%。

当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之后,这些工程师迅速的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对接,消化吸收外国技术的速度十分惊人。中国高铁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在几年内就全面消化、吸收了来自世界三个国家的高铁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在创新的能力,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劳动力因素,物流商业环境、基础配套设施、税收商务环境,以及本土市场潜力等都是企业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依然具有显著优势。同时,中国辽阔的国土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产业梯度转移提供了空间,制造业可以从东部转移到中部和西部而不需要转移出国门;在中西部提供生产要素的同时,东部又提供了市场需求,这种综合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另外,还有一个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量,很可能颠覆之前几十年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基本路径。沈阳机床董事长关锡友认为过去制造业的转移,一个是按照成本,哪儿成本低向哪儿去,第二是面向市场,市场在哪儿企业向哪儿去。在互联网条件下的全球化新趋势和以相比前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随着信息更透明,信息的传递更快捷。通过信息化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企业更可能留在综合优势明显的地方。人工成本低未必会成为企业选择最重要因素。

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容量、投资环境方面的独特优势,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推进,过去几十年世界制造业随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而进行全球化转移的发展模式很有可能在中国画上句号。